妈的1993 ¹

我在这里之所以叫她我妈，是因为她是我的生母，生育我养大我的人，现实生活中我从不叫她“妈”，或是“妈妈”、“老妈子”之类的，我称呼我的姨妈为“妈妈”，她则称为“阿姨”。至于叫她阿姨的原因，以前是个秘密，但后来她自己把秘密给忘了，于是秘密便成了传说。

至于这个传说的考据，目前有两个说法比较合理。

一是我小时候被幼儿园的孩子王欺负，被欺负了我就会站在幼儿园不大不小的操场上，一边畏畏缩缩地哭，一边用左手把鼻涕抹得满脸都是，让泪痕不那么明显，再张大唾液拉丝的嘴巴，露出完整漂亮的口腔，用尽全力，大喊一句：“阿——”，不大不小的操场周围站满了小班中班和大班同学们，他们和老师们一起看着我，仿佛在观赏我的口腔，我的扁桃体，我未来的喉结。

那时我还不怎么会说话，只会满嘴巴发出一些夸张的怪声，惊动满堂客。我爸妈一开始以为我是个脑残，或是个口吃，便带我去求医问病。到了儿童医院检查，医生没检查出什么东西。虽然确实不会说话，看着也不是惊世骇俗之才，也没确切的证据我是有什么病症或是心坎导致了我不能口吐人言。医生让我父母不要放弃我，多点耐心和陪伴，说不定哪一天我就能说话了。这件事情因为我的原因徒增了许多困难，所以当我四岁第一次说出一个完整词语的那天，我的父母如同神圣降临一般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我。那时我被我的父亲抱着，指着远处一辆三轮车上挂着的糖葫芦，说了一句：“菠萝。”

于是在那个操场上，我无法破口大骂，也无法痛苦控诉，将我被欺负的事实通过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于是我只能张大湿润的嘴唇，用尽全力：

“阿！”

至于为什么我因为这件事情后来叫我的母亲“阿姨”，她的解释是“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喊‘妈’，只有你喊‘阿’，所以你自然就叫我阿姨”。这个原因现在听上去很不合理，而且没有传说般的神秘色彩，只是阐述了我与别人痛哭流涕的不同以及孩子王不止欺负我一个人的血淋淋的事实，所以我不怎么喜欢这第一个传说的考据， 不够经典，不够怪诞。

第二个考据，相对来说简单些，却和我对我父母的基本认知有些冲突。就是我作为一个1998年8月22日出生的孩子，农历七月初一，处暑的前一天，狮子座最后一天，我的父母带我去看算命先生的时候算命先生说我不能叫我的父母“爸爸妈妈”，应该叫他们“叔叔阿姨”，否则克父母。于是我叫他们“叔叔阿姨”的习俗就这样定下。

这个考据合理很多，也有神秘学的色彩，但我小时候仍旧不太怎么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我的母亲自称接受过高等教育，读的是哲学，学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按理来说不太应该会和算命先生这种名字上给人感觉还扎着前朝辫子的人扯上关联。直到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和她聊天，和她提起我初中喜欢的女孩子，那时她一边在整理一大堆我觉得她一辈子也整理不完的发票，一边问我关于那个女孩的种种。突然她停下手里的胶水活，认真地问我：

“她几月几号生日？”

我突然陷入回忆，发现自己不太记得了，只记得是在十一月份末。

“20多号吧。”我回答道。“怎么了？你会算八字吗？”

“20多号？不，我不会算，但她有可能是天蝎座或者是射手座，天蝎就不适合你，但是射手座很适合你。”她想了一会说道，又低下头去开始整理自己的发票。

那一个瞬间我极其困惑，不敢相信眼前发生了什么。不仅仅是因为她居然相信星座，还因为她对于这件在我看来非常年轻和新潮的学问如此了解这件事上。但她的表情像是星座学是她发明的一样，无所谓我多惊讶或是多倾佩，这对她来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之后我不再认为她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战士，当她再批评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的时候，我便会拿出这件事作为反驳的案例，告诉她不过是五十笑百。我们经常吵架，尽管我们只是很偶尔见面，但我们见面就会吵架，吵到大荒轰烈，海枯星陨，脏话被我们的喉舌迅速上膛，飞快地通过嘴唇喷射，构成诡异而浪漫的家庭环境。但实际上我们不存在什么家庭环境，在我长大的漫长岁月中，她几乎都不怎么出现在我住的街道，社区和城市。

我妈是典型的水瓶座。照她自己的话来说，这个星座的人善变冷冽，而且比任何一个星座的人努力进取。这些性格在她的身上倒是体现得淋漓尽致。1996年之前她在一家国企上班，因为觉得国企的工资待遇没有那些做生意来得好来得快，于是煽动着我的父亲一起从国企辞职，出去开餐馆。我母亲的母亲和我母亲的父亲极力劝阻，告诉我的母亲国企的工作未来可期。我母亲干脆而快乐地拒绝。

倒闭。

那时她和我的父亲刚刚结婚两年，什么都难不倒这对被全世界祝福的夫妻。于是去开美容院。

倒闭。

1997年的时候，我母亲的母亲问她，想什么时候要小孩。

我的母亲快乐地回答，要什么小孩，我想再有几年快乐的日子。

1998年8月，我出生了。炎热的夏天催蝉尖鸣，医生和我妈说孩子太重了，只能剖腹产。

她心一狠，说，剌就剌一道。

又问，留疤吗？疤重吗？

直到九月份，我出生的城市才开始下雨，下了一点又不下了。一直热着。直到十一月份左右，天空才有了点清冷的意味，我妈那时才开心了起来。开心了便活蹦乱跳，命令我的父亲第二次辞去在国企的正式工作回家照看我，自己每天跑出去卖保险。她的父母一直想给她安排正式工作，她的父亲是国企的退休干部，做得不错，威望很高，说话管用。

她不瞧，告诉她的父母她要赚更多的钱才有用，孩子要读好一点的学校，还要去读补习班。稳定的工资赚不到那些钱。她进了一家保险公司，开始做最基础的地推工作，通俗易懂的说法就是走街串巷，敲开每一家潜在用户的房门，向他们推荐保险公司的最新险种，为他们的家庭买一份可靠的未来和保障。

很多年之后我上中学，有时周末的下午家里会有人敲门，大多数都是一两个提着一个中型布绳塑袋的大学生年纪的年轻人，像我的母亲一样向我的母亲推荐他们口袋里面的优惠洗护套装，他们脸上透露着疲惫和期冀，希望这一位给他们好不容易开门的年轻女人正好用完了家里的沐浴露和洗发水，他们的到来正好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

她总是会收下这些沐浴露，甚至不怎么讲价。这让我又对她的金钱观念一度产生了表里不一的怀疑。在我的印象里，她不是一名普通的爱财君子，而是视钱如命的标准小人，一位可以为了抠出一点钱无所不用其极的女人。在我遥远而艰深的孩童记忆中，零花钱对我来说一直都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存在于别人口袋和我的梦境里的东西，它的形态很多样，有时是一堆银白色的闪亮硬币，装在一个鼓鼓囊囊的红色小布袋中，胯在口袋里，可以一边走一边银铃作响；可以是只有一张，红色的或是绿色的或是蓝色的纸钞，它们代表了小学学校门口最强的购买力——这些钱在我印象里，那个年代是花不完的，可以买上像小山堆一样的辣条，或是一百多张桌游卡片，亦或是一款制作精良的新款盗版玩具。

但我都没有。

在我妈还没有离开我身边，去另一个城市工作的时候，我每天在学校里的娱乐活动就是观摩别的同学娱乐。他们总是分成几派，互相之间的首领并不往来，但围绕着他们的同学会时有变化，像极了职业体育赛场休赛期间的转会，可能两位核心的首领互相之间会有利益纠葛，交易玩伴。但我是没有机会加入他们的：我孑然一身，没有辣条，也没有玩具。至于桌游卡片，有一次春雨后我在回家路上大学的小树林里潮腐的草丛堆中，倒是捡到了个湿漉漉的黑铁盒。不过那套牌后来被证明是学校里的老大哥不小心遗失在那个树林里的，我被迫将那套牌物归原主，还道了歉，说的是“对不起”，说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

过了一两年，学校里开始流行游戏机：根据价格分成了两档——四百块的任天堂游戏机和两千块的PSP2000。此物一出，各种卡片牌组，悠悠球，漫画书黯然失色。游戏机的出现使得班级内部的极化现象出现了转移，原先那些拥有全套《虹猫蓝兔七侠传》的同学瞬间失宠，宇宙中心转移到了拥有任天堂和索尼的同学们课桌边。

我特别想拥有一台任天堂游戏机。倒不是我不喜欢PSP，一是我特别想玩《星之卡比 镜之大迷宫》，那个游戏可以操控粉红色的卡比在云朵间穿行，把遇到的各种怪兽吸进自己的肚子里再吞下去，获得它们的能力；二是PSP实在是太贵了，我甚至都没有考虑过我妈给我买PSP的可能性。

我央求我妈，抱着一丝渺茫的希望。意外的是，她竟然没说什么便答应了，但前提要求是我要在期中考试考到语数英三门功课一百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也不是不可能。我咬了咬牙，努力学习了一个月，终于在期中考试真的拿到了三门一百分。我欣喜若狂，把自己的试卷卷成一根空心的纸棒，就这样一边挥动着纸棒一边冲回家，把自己的试卷拿给我的母亲查阅。

“走吧！我们去买游戏机！”我兴奋地大叫，为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和即将拿到的奖励感到兴奋。

我妈仔细反复翻读这三张试卷，脸上带着仔细而严肃的神色。她看了好几遍，把语文试卷的小短文看了一遍，又翻过去看试卷背面空白处我写的小作文。然后是数学试卷，她一直检查我四则运算的算式格式有没有写对，仿佛她真的看懂了一样。最后是英语试卷，我知道她懂英语，但她倒没看多久。终于，在她确认没有任何细节可以驳倒我，使得这三个100分不成立之后，她选择了接受我真的三科考到了一百分这个事实。她合上三张已经皱巴巴的试卷，抬起头和我说：

“不错。”

然后她把试卷给我，叫我收好。我有焦急地说：“游戏机呢？我们现在去买啊！”

她看了我一眼，突然很凶地说：“急什么啊，过两天！”然后便回自己房间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客厅。

在我小的时候，每一次我妈露出这种异常凶猛的表情时，都意味着她在向我放出一个讯号：如果你再问下去，我就会拿牙签扎你。我刚上小学的某个晚上，她突然要求我把那一天新学的一篇课文抄一遍，题目叫《找春天》。前面两句倒还简单，我没费多大功夫就抄完了。

问题出现在第三句话上。“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

我不会写“藏”字。于是我的母亲，那时她刚刚吃完晚饭，搬了把椅子坐在我身边开始看我写。她命令我重新拿一本田字格的本子开始写“藏”这个字，写到完全写对，笔顺也对为止，不能有一分一毫的差落。那时她倒也和善，我也听话，没多想便开始写。

第一次，没写对。

第一面，没有一个写对。一面田字格有二十个字的空余。我的“藏”字在书写过程中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要么就是草字头两竖不够长，要么就是笔顺有问题，先写了斜钩和撇。春天的夜晚阴冷潮湿，外面也从灰暗暗淡成万古。我妈帮我把昏暗的黄色台灯打开，让我继续坐在窗边的书桌前不停地写同一个字。我的脚开始冻得有点发痒，忍不住凑搓。木椅子随着我的脚发出吱吱呀呀的辛酸扭声。

但是我还是写不对，这个字太难了。我不是这里少一点，就是笔顺写不对。我感到我妈的怒火正在逐渐高涨，准备随着某一个命运的节点顺势爆发出来。

节点很快到来。那本本子写完了。当我写完那本子的最后一个格子之后，我感觉到了沉风静浪开始翻涌，但我没有办法，只能徒然地回头将目光转向她——迎接命运。我的眼神传递了明显的信息，那就是我现在要离开我那吱吱呀呀的椅子，走到书架前拿一本全新的没写过的田字格本子，继续进行艰难的尝试。

我妈嘴里叼了一根牙签，几乎每天晚上都叼，我那时把它看作权力的标志。她微微吸了一口气，直起腰，像是积蓄了一些力量，突然眉间骤紧，再缓缓说：

“现在开始，写错一次，我就用这根牙签扎你一下。”

那一晚我不记得写了多少个藏字，但应该没写多久我就终于写对了一次，牙签扎出来的伤口直通肺腑，血流在我的胳膊上，画出丑陋的模样。我写对了之后继续看向我妈，眼神是在哀求，但我也从她坚定的眼神中看出了一丝异样：她对我今晚的学习成果还不够满意。

“照这样，写对十次才能睡觉。”

之后她就不扎我了，但那一晚我整整写到跪在她面前央求她赐予我睡觉的权力，她不为所动，宣称写对这个字将会是我今晚，甚至是今后学习生涯的目标。她把自己卧室里的灯暖提出来，让我就着太阳般的昏光和惨白的台灯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

藏啊藏，我把星星都藏了起来，春天也不见了。第二天清晨，城市下起了雪。

周六我选择不再沉默。午饭过后，我再次提起我应得的游戏机。我妈以要开完家长会为由继续拒绝我。

“你考了一百分，不代表你在学校的表现是100分。”

我不能再输给她，于是便开始讲道理。虽然时至今日我依然觉得道理在我这边：答应了的事情就要做到。言而有信，亘古不变的人格准则。但其实客观道理总是会在家庭伦理前低下本就不怎么高昂的头颅，在和世界相互狗斗的过程中遍体鳞伤。于是我和我的母亲最后搏斗的结果就是：我用无边无际的眼泪肮脏地赢得了胜利。在昏暗而寒冷的春天的下午，我终于坐上了开往任天堂的我妈的摩托车，抱紧她的后腰，慢悠悠地从我家院子里出发。在车离开院子前我一度以为我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脑海里已经全是那台任天堂游戏机的模样。寒风都无法阻断我白日梦境中出现银光闪闪的，带了一块精美的保护壳的游戏机，我坐在教室里拿着这台机器肆意游玩，周围围满了羡慕而不可得的目光，我还认真思考了和那些拥有更多卡带的同学进行换卡的可能性，随后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都有《星之卡比 镜之大迷宫》。

我妈带我逛遍了电脑城整整三层楼，问遍了每一个门口摆放着排列整齐，缤纷炫目的任天堂游戏机的店家。并不是他们售卖的GameboySP之间有质量上的差别，而是我妈想找一个最便宜的店家，然后试图讲价。我妈和老商人们唇枪舌战，试图将价格压进360。她强势而怯弱的话术让我满脸通红，仿佛我反而变成了一个为了自己玩游戏而无理取闹，逼迫我妈来买这台游戏机一样。但世界运行的规则粗暴有力，结结实实扇了我妈两巴掌：游戏机的价格都一样，430。而且没有还价的余地。我妈并不死心，于是便带我来到顶楼处一家角落里藏着的，隔壁都是卖电脑配件的游戏机店。她和老板说，这家店地理位置隐蔽，离权力的中心地带很远，他可以悄悄把游戏机便宜卖出，但收据开的单子可以是原价。老板没过多久便被我妈说服，决定为了我的快乐忍痛割爱，少赚点钱。很多年之后我在某一天突然发现，上当的有可能是我妈。

历史的行进总有高低波澜，而在那一个下午，最高潮的部分并不是我哭了，也不是我妈和那栋建筑的原住民的对抗。而是当我们花了三个小时终于将游戏机以一个我妈可以接受的价格拿到的时候，当那家店的老板可能内心暗自发笑着将游戏机打包好，递给我的时候，我转向我妈，对着她已经对这件事情不耐烦的脸，鼓起全身的勇气，告诉她：

“还要买卡。”

她在收拾她塞满了杂物的肩包，没听清我含糊的话，便大声问我：

“什么？”

我的勇气四处逃窜，但还是抓住了最后一点，让我有气无力地又说了一句：

“要买卡的，游戏机要插卡。”

我妈愣住了，她没听懂我在说什么。商店老板，那个老奸商，现在我对他的认识更干脆一些了，适时地凑过来，手里拿着一张精灵宝可梦的卡带。

“游戏机要插卡带的，一个游戏一个卡带。”他晃了晃自己的手。

这回不止是我面红耳赤了。我的母亲愤怒而窘迫地看着他，仿佛受到了侮辱。她不知道游戏机之外，还要花一笔另外的钱去买卡带。但是她抿了抿嘴，没说什么别的，让我自己挑一张。一张游戏卡25块钱，盗版。我挑了那张令我魂牵梦绕的《星之卡比 镜之大迷宫》，我妈爽快地付了钱，带我回家。当我手里提着任天堂游戏机的袋子再次坐上我妈摩托车的后背时，我发现道路旁的一个树坑里长出了一朵小花，春天来了。

游戏是来之不易的，母亲是伟大的。

那一年临近结束的时候，我妈得到了一个在另一个在南方的城市的工作机会，于是她选择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座她生活了三十年的城市。她离开之后的那几天，我每天都打电话给她，请求她回家，告诉她我已经开始想念她。有时我的父亲也会加入这场哭泣，但就像所有电影里的无线电一样，那一头总是保持静默，或是毫无意义的回应——之后她有一次看着窗外下面庭院里正在玩耍的孩童和父母们，对我说：“我生你，浪费了我十年的青春年华。”

她离开了十五年，很少回家。读完书后我也选择去上海工作和生活。她在电话里和我说，可以帮我安排一份在南昌的稳定工作。我拒绝了，她告诉我人要知足常乐。我反问她当年为什么没有知足常乐。

“那时候我穷，而且也不懂事。”她有些嘴硬。

“我现在也穷，而且也不懂事。”我回复她，然后挂了电话。

那个时候我其实并没什么收入，靠借住朋友家和之前攒的一点钱勉强活在上海。我拿着我的文字在各个工作室和写字楼间流窜，艰难波折。但我仍然不愿意回去。我知道我已经回不去，我会走上她的道路。在她看到了这条路的终点，把前路的风景告诉我时，我仍然选择义无反顾。

现在是2021年，我来到了阿姨在1993年的年纪。那时她每天的工作是骑一辆自行车，沿着城市里为数不多的几条大街，挨个询问那些卖杂货的商铺要不要进货玻璃罐装的百事可乐。业绩好的那些天，傍晚下班之后，她会带上两瓶玻璃瓶装的可乐，骑着自行车去和我爸看电影。他们那会在热恋，准备第二年结婚。

我今年要23岁了，我来到了她的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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